1941年，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在太行山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——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，取名“邓林”。那时邓小平37岁，卓琳25岁。邓林出生仅七天，便遭遇了日军的大扫荡。由于形势紧急，邓小平夫妇必须带领部队撤退，无法带着邓林，只好把她寄养在一个铁匠家里。由于营养不良和疾病，邓林小时候身体很虚弱，还曾患过十二指肠溃疡。每当看到其他孩子开心地跑去玩耍时，她只能孤单地坐在家中。
1943年，邓小平回到延安，卓琳终于把邓林接了回去。此时，邓林已经因为营养不足，瘦弱得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。更令卓琳难过的是，女儿完全不认她这个亲妈，只是眼泪汪汪地望着曾经照顾她的干妈。
邓林来到延安后，由于父母忙于工作，她被送进了延安保育院，直到1945年才回到父母身边。这时，她已经有了弟弟邓朴方和妹妹邓楠。1952年，邓小平因工作调动来到北京，邓林也随之进入了北京的八一小学。
邓林从小就有着很强的绘画天赋，尤其在战乱年代，她经常在黄沙土上用小树枝画画，无论是小人儿、小鸟还是小草，都成了她的绘画题材。上小学后，卓琳每周会给邓林几毛钱的零花钱，邓林将这些钱全部用来买剪纸和书签，尤其喜欢那些印有齐白石画作的小画片。
展开剩余74%1959年，邓林向母亲请求学习绘画，经过卓琳的同意，邓林拜著名画家汪慎生为师，专攻小写意。1962年，邓林高中毕业后，由于基础稍弱，未能考上中央美术学院，只能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学院学习。尽管如此，旁听生和正式生在待遇上并无太大区别，唯一的不同是没有毕业分配和需缴学费。她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期间，曾师从李苦禅、田世光等名师，潜心学习绘画，时刻汲取艺术的养分。
然而，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，让邓林的艺术梦想破灭。1966年10月19日，邓小平回家后召开家庭会议，对几个孩子说：“我有几个可能，一个是被彻底打倒，你们可以声明与我断绝父子关系，若我有经济能力，仍可帮助你们；另一个是半打倒，是内部矛盾，我们依旧是父子关系；还有一个是打倒，过段时间再出来。”会议结束后，邓小平的五个孩子都搬出了中南海，住到了宣武门外的两间屋子里。奶奶和弟弟邓朴方、邓质方住一间，邓林、邓楠和邓榕三姐妹住另一间。每人每月生活费仅25元，而奶奶只有20元。尽管经济拮据，但邓家子女团结一致，共同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，甚至还攒下了1000多元。
1969年，中央文艺院校的学生因无法分配工作，被要求到部队锻炼，邓林与同学们一同前往河北宣化，组成了学生连。学生连采取军队管理模式，每个学生都不穿军装，但享有干部待遇，每月发46元工资。在部队的日子里，邓林学会了挑粪插秧，甚至在军队造纸厂操作机器，还学会了在酱油厂酿造酱油。
1973年，邓小平在政治上得到了“解放”，回到了北京。不久后，邓林也被分配到北京画院工作，终于与父母团聚。这时，邓林已经32岁，但仍未结婚，这让邓小平夫妇感到有些着急。其实，邓林早就有了心上人——吴建常，一个来自普通家庭的青年干部。吴建常毕业于湖南衡阳矿业学院，个性朴实、能干。在征得父母同意后，邓林和吴建常迅速结婚。邓林开玩笑说：“我和妹妹们不一样，她们一定要找干部子弟，而我并不想。”
结婚后，邓林专注于大写意花鸟画，特别是梅花。许多画家认为梅花题材已经达到艺术的极致，但邓林并不惧怕挑战，依旧一如既往地画梅花。她认为梅花的品格与她的内心世界不谋而合。邓林曾说：“梅花是我的性格，是对象的内涵，使我喜欢画梅花。”
邓林不仅擅长绘画，还有着摄影的爱好。每当全家出游时，摄影的任务几乎都交给了她，而她也以此为荣，成为家中的“摄影冠军”。
邓小平一家都是共产党员，唯独邓林不是。她始终保持着自尊和独立，从不为虚名所动，许多邀约她担任重要职务的人，她都一一拒绝。邓林曾说：“我不是党员，爸爸从来不为此说什么。”
1997年，邓小平去世后，邓林整理了自己为父亲拍摄的1000多幅照片，精心挑选了其中100幅，出版了摄影集《邓小平，女儿心中的父亲》。她在书中的《我爱我的父亲的长序》里，写下了对父亲深切的怀念和感悟，文字真挚，令人动容。邓林曾说：“作为伟人的女儿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们越发能够领悟到他内心的精神风范。我们知道，最重要的是内心要充实，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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